土地征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十分常见，并仍多发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常认为征地导致产权不稳定，探究了其对投资激励和政治信任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征地如何影响农户以收入、消费和健康为代表的福利，仍缺乏相应研究。
本文依托中国土地征收的独特背景，分析土地征收对家户收入、消费行为、劳动力市场结果、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影响。重要性有三：征地是国家发展必经阶段，是政府促进基建、城市化等的关键步骤；征地补偿与农民福祉直接相关，目前关于这种流动性变化对家户影响的研究仍然不足；土地是农民的核心资产，失去土地影响农民福利的证据有限。
我国实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归国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农用地仅能用于农业，集体和农民无权将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或将农用地出售给第三方用于非农建设。随着城市扩张和建设需求增长，占用农用地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因而，中国的土地征收具有强制性，由地方政府掌握直接和主要的控制权：地方政府确定本地区的征地规划，而后分区块公示征地的地点、时间、补偿方案和标准等。征收补偿一般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提高补偿标准，如提供就业机会、养老保险、户口农转非等，但现金是使用最多的补偿形式。
与此同时，高昂的医疗费用是我国农民维持健康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少研究指出家户收入是解释城乡医疗服务差距的重要因素。评估征地补偿金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分析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六轮数据。基于农户征地时间点的先后差异，采用事件研究法估计征地前后家户收入、消费、劳动力市场结果和健康状况等的动态变化。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土地征收后，被征地家户的收入在征地当年显著增加，主要源于征地补偿。此外，家户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人均非农收入增加，且影响随年份增加而增大。
第二，在被征地的家户中，个体从事农业工作的概率在征地后显著下降，而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显著增加，且影响的程度在后期更大。
第三，家户人均医疗消费在征地后显著增加，其他品类消费的变化并不显著，人均总消费增加（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更可能面临流动性或信贷约束的家户。与征地后总收入显著增加而总消费仅略有增加一致，家户储蓄率在征地后显著增加，且这种增加在后期持续存在。
第四，被征地家户中的个体自我报告健康良好的概率显著增加，抑郁状况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健康改善的效应主要集中于获得较高征地补偿的家户中的个体。没有发现征地对身体健康、健康行为和医保参与率存在显著影响。结合以上结果，本文认为主观健康的改善可能源于农业劳动参与率降低、医疗服务使用增加、因征地补偿带来的家户收入增加。
本文的发现为理解土地征收提供新视角。它或能成为缓解土地市场不完善的潜在解决方案：当没有运作良好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时，为农户非农转型提供合法途径，将土地转化为流动的现金补偿，对一些经济和健康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然而，本文只考察了福利的部分维度，且发现征地在增加流动性的同时增加未来不确定性，不应将结果简单解读为征地对农户普遍有益。征地因其强制性也可能对其他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对五方面文献有所贡献。第一，丰富了土地征收对经济、政治和福利相关变量影响的证据，涉及家户收支行为、储蓄、劳动力市场和健康结果。第二，提供了非流动的土地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现金对家户行为和健康影响的证据，为信贷/融资约束方面的研究和土地征收设计提供启示。第三，分析征地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补充了预防性储蓄、不同保险间替代效应的研究，展示了土地与自我保险的替代关系。第四，丰富了收入与健康文献，探讨了征地补偿作为正向收入冲击对居民主观与客观健康的影响。第五，与关于被迫迁徙和土地继承的研究相呼应，揭示了强制性政策（土地征收）促使个体非农转移的现象。
